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落幕。来自近百个国家的约两千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但最值得关注的有两个重要动态：首先是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的出席，其次是董军在开幕式上的精彩主旨发言。值得注意的是，自2019年以来，朝鲜首次派出副相级别官员参加论坛，此前的2024和2025年只是派出了驻华使馆的武官，形式上在场，实质上却缺席。今年朝方重返这一规格，背后有深远的含义：8月29日，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免去努光铁的国防部长职务，由金成基担任。这位新防长上任还不久，内部事务尚未理清，为了不让新防长在多边场合下显得手忙脚乱，派副相金刚日出席颇具操作性，但这样的安排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金刚日在论坛上的发言是朝方真正的“交付物”。他公开提到美日韩，并指责其为“共享核武器的侵略性军事集团”，重申“朝鲜核保有国地位不可逆转”。这些言论的重点并不在于内容本身——平壤表达过类似观点多年——而在于选择了何种场所进行发言。香山论坛是中国主导的多边安全对话平台，今年美方代表团的级别也提升，由负责中国及蒙古事务的五角大楼首席主任卡鲁斯出席。朝鲜副防相与美方代表在同一会场的场景，自2019年以来颇具象征意义。朝方此次的发言方式表明，平壤对于“沟通”的理解正发生变化。过去数年，朝鲜的安全需求主要通过官方声明和外务省的谈话来表达，受众范围有限，始终处于美日韩的舆论框架下被动讨论。而在香山论坛发言，将其叙事直接投放到一个美日韩代表在场、全球媒体聚焦的平台上，无疑是朝方新思维的体现。金刚日有关“美日韩核同盟”的发言，实际上是面对美方和国际舆论，而不仅仅是中国。

转向董军的讲话，虽然六点主张的框架并不算新颖，但有一个特别的措辞引人注目：“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保持高度警惕，不放任纵容”。这里提到的三个概念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霸权主义毫无疑问是针对美国的，军国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则意指日本，特指近年来其军事扩张及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然而，董军在表述中未直接提及日本，甚至在整个讲话中也未提及台湾。有学者指出，这表明中方希望通过控制措辞的方式，为未来高层外交留出空间。

尽管未直接点名，却并不意味着力度减弱。相反，“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这一提法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升级。过去中方在类似场合中多用“历史修正主义”，而加上“变异”一词暗示相关行为正在向新的形式发展，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否认，而是在安全政策层面转化为实质性的军事行动。董军同样提到“小圈子利益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威胁，明确指向日本所推动的“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及其突破战后限制的军备建设，这被中方视为需要共同压制的风险源。

将朝鲜的表态与董军的讲话结合来看，可以发现二者间的结构性对应关系。朝鲜在论坛上明确表示“美日韩核同盟威胁朝鲜安全”，而中方则警惕“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变异”，两者都指向相同的区域安全局势的不同侧面。朝鲜的核心诉求是对其安全的承认，而中方则希望对该区域形成一定的秩序约束。香山论坛提供了一个多边平台，能让这两种需求在同一空间内得以表达，而不必然引发对立。这表明朝鲜已重新评估了这一框架的价值，选择在中方主导的场合中，校准议题坐标，而非在人二日双边渠道中被美日韩的日程牵着走。

此外，美方的参会方式同样值得关注。卡鲁斯的角色为首席主任，侧重于信息收集而非政策宣示。她在去年参加香山论坛时也未公开发言，而今年则进一步提升规格却派出“倾听者”而非“表态者”，反映出美方对香山论坛的功能定位的认知。这是一个获取中方及其他各方立场信息的渠道，而并非用于发表对华强硬声明的场合。日本方面的缺席，仅有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民间人士参加，极具对比意义。

回到核心的判断，朝鲜提升参会规格并不是一次孤立的外交姿态展示，而是其在重新评估多边对话对自身安全议程效用后做出的战略调整。中方的论坛设计——一轨半模式、不设双边会晤的对抗性压力、允许各方在同一平台表述立场——为这一调整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董军的讲话虽未点名，却通过“历史修正主义变异”和“小圈子绑架整体利益”的提法对区域风险源的判断作出清晰定位。虽然论坛已闭幕，但这两个重要动作传递的信号将不会随会议结束而消失。未来朝鲜是否会在双边或多边场合保持这种“主动上桌”的姿态，以及美方“倾听者”模式是否还将继续，都是值得关注的方向。